根据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癌症新发病例392.9万例，死亡病例233.8万例，其中，肺癌的发病率（78.7万例）和死亡率（63.1万例）高居所有癌症之首。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肺癌的主要病理亚型，约占85%，主要包括肺腺癌、肺鳞癌和大细胞癌。

随着NSCLC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的飞速发展，晚期NSCLC的5年生存率已从不足5%，提高至16%。同时，越来越多的分子标志物，如RET原癌基因（RET）、神经营养因子受体络氨酸激酶（NTRK）等，基于基因或基因组学的分子分型正逐步超越传统的病理组织形态学分型，成为临床肿瘤精准诊疗的关键环节，医师需根据分子病理检测结果指导临床诊疗方案。

目前， 我院病理科已开展相关分子检测项目。

分子检测技术是应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分析遗传物质在体内的表达水平或结构变化，判断患者是否有异常基因。

肿瘤的分子分型是指通过分子分析术，使肿瘤的分类基础由形态学转向以分子特征为基础的肿瘤分类系统，是指导临床靶向治疗、评估患者预后和辅助判断肿瘤良恶性的重要工作。

一、哪些人群适合分子病理检测？

目前临床上使用的肺癌靶向药物主要应用于肺腺癌，但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一些非腺癌的晚期NSCLC患者也可受益于靶向治疗。

为此，《非小细胞肺癌分子病理检测临床实践指南》（2021版）中适宜进行的分子检测人群有：

1.拟接受靶向治疗的肺浸润性腺癌（或包括含腺癌成分的NSCLC）患者；

2.经活检组织病理学证实为非腺癌的晚期NSCLC患者。这些NSCLC患者（如肺腺鳞癌、非特指NSCLC、大细胞癌及肺肉瘤样癌等）因可存在靶分子基因变异而在靶向治疗中获益；

3.所有表皮生长因子（EGFR）、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蛋白酶激酶（ALK）基因变异阴性晚期NSCLC患者，如拟进行PD-1/PD-L1抗体药物免疫治疗，推荐进行PD-L1表达检测。（PD-1：细胞程序性死亡受体1，PD-L1：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

对这些NSCLC患者进行检测，主要是最大限度地检测所有可能有基因变异的肺癌患者，从而使他们获益靶向治疗。

二、哪些样本适用于分子病理检测？

优先使用肿瘤组织石蜡标本。主要包括手术标本和各类活检标本。

细胞学标本：包括胸水、细针穿刺及肺泡灌洗液标本等，需经石蜡包埋制备并进行肿瘤细胞占比评估。

血液学标本：对于少数客观上不能获得组织学或细胞学标本的晚期肺癌患者，推荐血液检测。

送检组织中肿瘤细胞数量及占比或影响伴随诊断检测结果

在2021年初召开的2020 WCLC上报告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探索了影响BRAF-V600E Oncomine Dx检测成功率的因素。该研究共纳入118例患者，总体成功率为85%。失败的原因主要包括DNA含量少（8%）和NGS分析错误（7%）。对于不同的样本类型，手术切除样本的成功率为100%，经支气管镜活检（TBB）样本为76%，支气管针吸活检（TBNA）样本为89%。HE切片肿瘤细胞数量>200的样本的成功率为90%，肿瘤细胞≤200则为59%（p=0.001）；HE切片肿瘤含量≥30%的样本成功率为84%，肿瘤含量<30%则为65%（p=0.082）。FFPE储存时间不影响成功率。该研究结果提示，HE切片肿瘤细胞≤200的样本可能不适合BRAF-V600E Oncomine Dx检测。

三、多种分子病理检测的特点及优势

目前用于NSCLC分子检测的方法主要有Sanger测序（双脱氧链终止DNA测序）、荧光定量PCR、荧光原位杂交、免疫组化和高通量测序（NGS）。

不同方法具有不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而且对检测样本要求也不一样。

对于基因重排/融合，极少数情况下，在DNA水平上检测到的基因重排（如基因间隔区的重排）可能并不会引起融合蛋白的表达，DNA+RNA联合检测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NGS相较于传统的检测方法，可同时对多个靶点基因的突变、重排和扩增进行检测，从而有效地避免样本浪费、节约检测时间并相对地降低检测费用。因此，初治患者可使用NGS对NSCLC的所有必检和扩展分子靶点进行检测，对于耐药的患者也推荐NGS，以全面查找耐药原因（如果NGS检测驱动基因阴性的样本，可以使用其他检测方法在RNA或蛋白水平复检）。

四、是否所有关于NSCLC的分子检测异常结果，都有相对应的靶向药物？

目前市场上只有针对于EGFR突变、ALK融合、ROS1重排和BRAF V600E突变有相应的药物，其他相关的分子检测对应的药物还在研制当中。

分子病理检测及靶向药物的发展确实给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患者治疗带来了福音，但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适用。在治疗方式的选择上，应该听取专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