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90后，孩子们拿什么赡养你们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经济之声《财经名人堂》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

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对一个家庭是如此，对一个社会，乃至对全世界，也都是如此。

从下个月起，中国将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这个制度，简单的说，中央要对各省的养老金，统一调剂，劫富济贫。

2017年，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3.3万亿元，总支出2.9万亿元，年末累计结余4.1万亿元，总体收支平衡、收大于支。但是，由于人口流动产生的人口抚养比差异等原因，省际之间养老金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广东、北京等东部地区养老金有结余，而辽宁、黑龙江等省份已经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所以，国家要建立调剂制度，让养老金有结余，负担轻的省份去支援养老金支付有困难的省份。

或许要多年之后，中国人再回过头来看，才会发现，某种程度上，这个制度，预示着80后、90后们晦暗的未来，正在逐渐揭开第一幕。历史长河惊心动魄却又静水深流。

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以来，生育率比欧盟、日本还低。根据妇联在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一孩家庭中只有20.5%愿意生二孩，有53.3%明确不想生二孩。

与此同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2014年年底，中国的老人达2.12亿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人破2亿的国家。

两种趋势之下，按照专家预测，大约再过20年左右，中国老人将突破3.5亿，此后一直到2100年都不会再低于这个数字。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15年达到10%，并将继续提高到2030年的18%，2050年的33%。就意味着2个年轻人就要抚养一个老人。

那么，那时的老人们，也即现在的80后与90后，将面临什么样的状况呢？遗憾的是，未来是晦暗而悲凉的。

抚养比面前，资产不堪一击

所以，本质上，养老是一个“劳动储蓄、再次转换为劳动”的过程：人年轻的时候，把劳动变为钱储蓄起来，或变为资产放在那里，然后，在年老的时候，把现金取出来，或把资产出租、变卖换成现金。

注意，这个过程还没完，还有通常被忽略的一步，那就是把现金换为劳动。毕竟，所有的商品、老人所需要的医疗、护理种种服务，以现有的技术来看，30年后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还不能完全提供，仍然需要人的劳动才能实现。

这个转化过程是有损耗的，比如通胀，但通胀可以通过投资、理财、资产升值进行弥补。唯一不能弥补的是，劳动相对于资产的价格变化——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比例，可以影响资产、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从而影响老人的相对支付能力。

当下，中国的劳动力很便宜，假设需要花一个人30年的劳动才能换一套房，再过30年，随着年轻人、老年人的比例，也即抚养比的变化，劳动相对升值了，只需要10年的劳动就能换一套房。这就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当下的80后、90后为未来储蓄的劳动就会遭到一个很大的损耗。

简单的说，随着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随着居住需求的下降，房租会下降，房子也会变得越来越便宜。另一方面，由于劳动人口的减少，年轻人、或者说劳动力的工资会不断上涨。

此消彼长之下，老人的养老金，还有年轻时准备的资产性收入，比如房租收入等等，在飞速上涨的工资面前，其有效购买力都会大打折扣，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去劳动。

这一点，正是当下韩国与日本的事实。

随着平均寿命的提高，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日本陷入了严重的老龄化。据相关预测，2025年，1.8个20岁至64岁的劳动人口就要供养一位65岁以上的老人，到2060年将减少到1.2个劳动力供养一位老人。

老龄化使日本的养老金制度面临巨大困难，领取的人越来越多，缴纳的人越来越少，入不敷出，难以为继。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把成年年龄从20岁降低到18岁，增加就业人口。另一方面，2006年日本修改法律，强制性要求企业无条件地确保雇用年龄至65岁。目前，日本老年人就业的行业很多，尤其是服务行业，比如保安、门卫、清洁工、厨师、饭馆服务员中，老年人随处可见。

再来看韩国的情况，目前，65岁以上老人占韩国总人口的13%，到2060年比例将变成40%。看起来，这个数字和中国差不多，但即便是这样，韩国老人的境况并不好。

韩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而实际上，人们平均工作到71岁才会真正休息。在韩国，有420万老人在工作，而韩国总人口也才5000万。由于知识落后、体力下降，老人能找到的工作也是诸如快递员、保安、清洁工、加油员等低端岗位。

显然，日本曾经能够买下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也未能拯救当下的日本老人。在抚养比的面前，资产不堪一击。那么，如今80后的高价房产，能让他们安心养老吗？

当下很多国人反对延迟退休，从国家与公民的契约来说，这理所当然。但实际情况却可能是一种悲惨的讽刺：当现在的80后老了的时候，会悲哀的发现，没有延迟退休，并不意味着60岁的他们可以不工作，反而意味着那时的他们需要费力的去找新工作！

不过，且慢认为这是悲惨的，相对而言，相对年轻的老人，能通过劳动来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在那时看来，或许是一件幸运的事。随着年龄继续增大，变老了的80后们，会发现自己继续陷入一个更加悲惨的境地。

韩国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实际工作到70岁，韩国人预期寿命达到81岁，所以，有乐观的韩国老人说：“还有10年时间留给我们自由支配。”悲哀的是，这不会是事实。

弃老

如果耐心的去看历史的那些角落，不难发现，对于老人，人类的那些残酷的遗迹。在中国湖北郧县等地，广为流传弃老传说。当地也发现过大量弃老洞的存在。人在洞中，只能像虾米一样躬着身，洞外是一望到底的绝壁，在洞底部内侧，有一个石孔，边缘锋利，刚好容得下一个成人的头颅。据说，这个石孔是供老人自杀用的。在遥远的古时，被人送到洞中等死的老人，饥寒交迫无法忍耐之时，便仰身躺下，将头伸进这个石孔中，再朝上一顶，锋利的石棱便能帮老人结束生命。

日本人把弃老传说拍成了电影，这就是著名《楢山节考》。电影讲的是，在一个小山村中，有个习俗，凡是到了70岁的老人必须去参拜楢山，所谓的参拜，其实就是把老人舍弃在山里。69岁的阿铃，和儿子孙儿住在一起。虽然69了，阿铃仍有一口好牙，在这个粮食匮乏的村子，这对年纪大的人来说是一个羞耻，于是，阿铃自己用石臼砸残了牙。不久后，阿铃参拜楢山的日子来临了，儿子背着母亲，默默走上险山。临近山顶后，周围不时可见尸体和骸骨。阿铃在一块岩石下落脚，催促儿子回家，儿子含泪下山。影片到此截然而止，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

某种程度上，这部在1958年获得最佳影片奖与最佳导演奖的电影，是60年前的日本年轻人，对60年后自身命运的预判。

这种弃老传统，据说当年达尔文在非洲考察一个原始部落时也遇到过。生存资源极为缺乏的环境中，人类奉行的生存策略就是如此残酷。当然，现在文明的物质财富与古时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弃老就真的不存在了吗？

2016年，日本26岁男子植松圣26日凌晨闯入神奈川一间残障人士中心，持刀疯狂滥杀，至少造成15人死亡、45人受伤，其中以中老年人为主。植松圣犯案后到警局自首，供称“如果残障人士全消失就好了”。他还曾经寄信给众议院，表示老人、残疾人都该死，他们制约了日本的发展。

这些举动当然偏激，不过，这也是日本社会上正在慢慢形成“嫌老”、“厌老”的风潮的一种极端体现。日本作家五木宽之在《新老人的思想》中说“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阶级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等，都要靠年轻人阶级来负担。为此，年轻人阶级容易将老年阶级看成是对自己进行压迫的集团”。

韩国的情况也类似，过去15年，认为应该赡养父母的孩子的比例从90%暴跌到37%。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对一个家庭是如此，对一个社会，乃至对全世界，也都是如此。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网上流传一个新闻。世界经济论坛专家指出，到2050年前世界养老金储蓄的总赤字将达到天文数字，400万亿美元。这是全球经济总额的3倍。拯救已被破坏的经济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对老年人的国家义务。

如果说这种行为与思潮都是一种显现的极端的话，那么，现代社会的弃老，是文明的，不动声色的。

实际上，现在中国老人的问题，正在这样被解决。

弃老与养老：现代社会的劳动力分配

中国从2009年开始试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即“新农保”，为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广大农村老人，提供其基本生活保障的主渠道。

不过，新农保的覆盖率仍然很低，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发布的调研报告，2010年，农村能够依靠养老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老年人，仅为4.6%，而这一比例在城乡老人间的平均值为24%。

新农合的另一个问题是保障水平低。

目前，新农合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60岁后，一次性补缴9万元养老保险之后，农民能够领取到每月1200元左右的养老金。如果没有缴纳过养老保险，则只能够依照养老金的最低标准领取养老金，每个月只有几十元。

如果考虑到中国人均寿命的结构化差异，不难发现，中国农民仍然是在自己养老。中国的平均寿命73岁，但有城乡差别，城市的平均寿命是76岁，而农民的平均寿命只有69岁。也就是说，60岁时一次补缴之后，农民平均能拿9年的养老金，总计12.9万元，那么，养老金的大部分，实际就是一次性缴纳的那9万元，这还是没有计入利息的情况。当然，有钱一次性补缴的老人，家庭条件更好，所有，会有更长的寿命，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会更长。而对于那些没有钱补缴的农村老人，他们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儿女，如果儿女不孝，就等于被社会与亲人双重抛弃。

抛弃的结果是明确的。武汉大学刘燕舞老师在湖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调研之后，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一些村民小组近10年来老年人自杀死亡人数，占所有死亡人数的30％以上。出来严肃调研，农村老人自杀现象，近年来也不是见诸媒体与社交媒体。

当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这就使得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快于城市老龄化，他们提前呈现出了更高程度老龄化时，中国社会将要出现的状况。

从另一个角度看，农村老人的悲惨遭遇，还有这中国特色，那就是中国农村老人承担了更多的老龄化成本。回顾前文提到的韩国目前的老龄化率在13%，中国现在和韩国的老年化率差不多，但却没有出现韩国老人上班的情况，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农村老人，承担了这个成本。农村老人与城市老人的平均寿命高达7岁的差别，也是触目惊心的。这背后，很大程度就是新农保、新农合与城镇人员的养老金、医保的区别。

所以，如果把全国的农村老人与城市老人的养老金、医疗开支拉平，恐怕现在在广场上跳广场舞的大妈大爷，就不得不去工作了。

现在的80后、90后城市中产以为自己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吗？答案是否定的，一定会遇到。

首先，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的提高，这种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会成为一个趋势。此次，中国整体抚养比会逐渐上升，达到当下农村的实际抚养比。那么，某种程度上，当下的农村，就是未来80、90后们所面对的晚年生活。

对于当下的城市中产而言，不声不响之中影响他们晚年生存质量的，更可能是医疗开支。

按照人的生理演变，人的一生80%的医疗费用在60岁以后，从这个意义上看，医疗费用的多少，直接决定了老人的寿命。

曾经在医院看到相邻床位的两个老人，具体什么保险制度我已经忘记了，其中一个的报销范围大一些，可以报销CT，而另一位，只能报销B超，最终这位老人也只做了B超检查。显然，医保政策会通过，检查、药物、治疗等环节，影响人们的治疗策略。

当下中国城市人群对医保系统是高度依赖的，医疗开支预算占GDP的比例，上下浮动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某种新的特效药、某种检查、某种新型疗法能被纳入或者不能被纳入医保。这会影响人们的治疗策略，最终影响无数老人的寿命与生存质量。

现代社会可以在不动声色之中，文明地完成弃老。

不妨想象一下，你住进医院，医生说，有一种国产中成药，价格便宜，医保报销；另有一种西药，医保只保30%；还有一种疗效明确的进口药，但医保不保。另外，手术现在做不了，因为医保控费。这个时候，你儿子过来说，爸，医生建议我们保守治疗。

这个时候，公共政策就和每一个人的寿命息息相关。

养老问题的本质，不管是养老金、还是老人的医疗开支，本质上都是一国某阶段的时间断面上，劳动如何分配的问题。更直白的说，对于国家整体而言，资产无法养老，能够提高养老水平的，只能是通过公共政策改变一国劳动的分配比例。打个比方，一个小岛上，有100个人，其中80个人是老人，都有房子，却无法生活自理，无论如何，他们的养老，必须依靠剩下的20个年轻人来完成。如果这20个人要去造军舰，那么就无法养老，如果分出10个人来养老，军舰就得少造一艘。这就是劳动分配与养老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个体的、原子化的努力的确有用，但根本上，养老这件事，有着巨大的、潜在的公共性。

某种程度上，劳动分配在养老上的比例，可以通过一国的养老金政策，医疗开支占GDP的百分比反映出来。

日本的医疗保健支出2015年为55万9354亿日元，在GDP中占比为11.2%。美国的这一比例为16.9%，相比之下，中国的医疗开支仅仅占GDP的6.9%。随着中国老龄化上升，医疗开支必然会增加，但是，升到什么程度，是10%、12%、还是15%，或者更高？每一个点，都是那时候老人的寿命与生存质量。

这是一个把年轻人的劳动在养老与飞船、与城市烟火之间分配的问题，这也是各个国家都面临的政治伦理问题。

相比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其政策受到各方面制约，必须花大力气解决养老问题，中国显然在养老政策上有更大的自由度。就在去年年底，医保曾出现过一次控费，一时之间，很多手术都停了。但即便如此，这在舆论上并没有太大反响。

这种政策自由度之下，80后、90后，看着日本、韩国的无法退休的老人，再看看中国农村的老人自杀率，就会知道，你们这代人将会如何老去。